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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/霍青城（实习生沈青茁亦有贡献）
2018经济下行，影视寒冬，投资变得谨慎，热钱迅速消退，各家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进度变得明显吃力。娱乐资本论走访发现，影视行业内，从国企到私企再到个人，“催账”已经成为年末主流，而因“催账”主体不同，中国特色再一次贯穿其中。
其中稳如泰山的某国有影视公司，开始破除对电视台公信力的幻想，将二线以下卫视拖欠方均纳入诉讼名单，并强硬地坚持“本金一分不能少”。本以为会陷入一场一场恶战，没想到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。其催账团队的核心人物对行业未来十分看空，认为现在不要账，过段时间怕是珠海要账公司人都没了珠海讨债公司。“5大一线卫视也将出局2家，公司以后都不怎么再做这门生意。”
行业内更多的小型私企，因为熟人业务居多，“人情”成为他们催账过程中最难迈过去的槛儿。经过软磨硬泡，一些私企拿回三、五折拖欠款已是感恩戴德；痛定思痛，今年开始很多乙方私企不再愿意垫付款，同时将“利润”提前做进了预收款。另有一些私企不信赖法院的判决，要不回账款便转身寄希望与第三方“催收”团队，催收手段徘徊在法律边缘。
而被拖欠账款的个人，则是影视行业中最无力的群体。其中有人深陷行业“拖欠”潜规则，无力抵抗群体的压力，认为合同从来只是摆设，上纲上线起诉的人只会被认为“不懂事”；有人天然信赖大平台，未签一字，最后他们只能暗自叫苦或破口大骂。
“若不是迫不得已，谁不想道貌岸然？”一位在圈中沉浮多年的音乐人士感慨，“首先你要活下去。”
“2018、2019两年，
我珠海讨账公司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账”
“除了一线卫视那5家，其他电视台都有可能列入我们的诉讼名单。”
行业内对电视台的公信力一直持有迷之信心，认为政府最终会为其兜底，甚至有的制片方连合同都不签，觉得“只要播了，就不怕不给钱。”2017年底，这种“电视台不倒”的意识在东部发达省份的一家国有影视上市公司内部被彻底“瓦解”。
“旧账未平新账又起，越积越多，你会发现那些电视台永远没钱，已经达到我们忍受的边界了。而且影视寒冬嘛，你得看看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可以挨过去，只挂在账上肯定不行。我们的账龄很多在3年以上，换民营企业早就疯了。”
上述国有上市公司工作了8年的法务人员秦朝（化名）告诉小娱，“催账”已经上升到了他们公司的“战略”层面，今年年初公司内部就由法务部门牵头，财务和业务团队配合，组成了催账小组。“2018年初到现在已经处理了10几个案子，2019年的案子预测会更多，2018、2019两年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账。”
秦朝一直强调他们的催账手法很和平，走法律途径，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，90%都调解成功。“这主要归功于当时签订的合约，即还款事项清楚、违约责任清楚，都是没有争议的事实，我们没有输的可能。而且电视台领导看重脸面，不想闹大，开庭之前就都调解了。”
“当然我们不会突然就把人家告了，前期得沟通好。”秦朝向小娱分享了他们“催账”的具体步骤——首先就是找到当时业务的对接人，秦朝这边带着人去登门拜访，找对方当时的负责人，提前支会他们准备起诉的打算，谈一谈账款该怎么还；谈完回来之后，就把谈话的内容整理成书面形式，发公司函或律师函；对方要是没动静，下一步就是法院传票。
“谈判过程都很和气，甚至双方业务人员私交好的话，对方一开始就会鼓励我们去起诉，因为电视台资金有限，外面一群讨债的，有的是口头说，有的是电话催，有的是起诉，那肯定会紧着起诉的先还钱。”秦朝告诉小娱，起诉成为了他们对电视台催账的“套路”，这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员工的“合谋”，因为是电视台是国企，欠款的是单位，而工作人员只是履职。
收到法院传票后，对方至少会派副主任级别的人过来跟秦朝公司谈调解，双方会把还款协议写清楚，包括还款期限、还款金额、还款形式。“周期短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在利息和滞纳金方面让出空间，但本金一分不能少。谈完之后，把协议给法院发过去，法院出调解书，我们双方签字。”
从事法务工作多年的秦朝，着重强调了是庭外“调解”而不是私下“和解”，二者的区别是，前者确定的数字具有法律效应，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。“所以诉状是一定要递的，按照法律程序走。现在连某西北边境省台，完全靠财政拨款的，那么困难都在按期给我们回款。”
秦朝总结自己这一年的“催账”工作为颇有成效，手头上的案子，最短1、2个月，最长半年，都会有确定的消息传来，公司应收账款那一项终于不再是个“问号”。同时他也庆幸公司年初的战略决策，在跟各家电视台谈判的过程中，秦朝明显观察到了各台因债务被起诉案件的突增。“以前跟电视台打官司想都不会想，现在明显到了巨变的一个临界点。”
“二线及以下的电视台都存在明显的生存危机，2019年之后我对一线卫视都不看好，至少2家要出局，形成跟视频网站一样的三足鼎立局面。”秦朝无奈地对小娱说起一家电视台提出过要融资还债的想法，而融资的成本则需要债权方也就是秦朝公司来承担，秦朝只感觉到了一种末日般的荒诞，“拿什么去融？凭什么要债权方承担融资成本？”
滚滚寒流，势不可阻挡；身处其中，现金为王。秦朝认为现在的影视公司最重要的就是捂住口袋，活下去，“催账”应当迅速且积极。“这一轮寒冬过来，未来2-3年不知会有怎样的巨变，不知又会淘汰掉多少企业，现在不催，过段时间恐怕人都没了。”
秦朝想起了曾经的互联网影视版权分发巨头“盛世骄阳”，公司与之还有几笔账未清。谁能想到5、6年前的还是网络发行第一的“盛世骄阳”，1-2年就被“优爱腾”全线超越，现在已完全没了踪影，而秦朝公司与之未清的账，也就彻底成为了坏账。
“把应收账款转为法人欠条，然后上手段”
都感觉到了“寒意”，但与秦朝所在国企相比，明显一些私企的处境更难，有些拿回三、五折应收账款的就已感恩戴德，有些追着追着，债务人索性消失，最后只好放弃。
小娱走访了几家民营影视娱乐公司，业务涵盖综艺直播、音乐演出和娱乐营销等领域，这些公司都在今年遭遇到了比以往更严重的拖欠款行为，而其中因业务多涉及熟人关系，所以是否要撕破脸成为他们在“催账”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点。
“欠款我认，但就是没钱，我还拖欠了别人很多钱！”从年初开始催账，直到最近听到十几年来的好友兼合作伙伴说出这句话，纪岷声（化名）非常恼火，语气十分激动，“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就是没钱你能把他怎么办？”
纪岷声的公司涉足综艺直播领域，是跟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公司，主要业务在海外，本以为可以躲过国内的经济寒流，但业务弯弯绕绕的很多都跟国内有关。“国内母公司的现金流断了，设在国外的子公司根本没有支付能力，这种现象从年初开始就很明显。”
纪岷声告诉小娱同行的情况都不怎么好，尤其是一些做大型综艺的，模式分为全包和承制两种。全包模式下的公司，很多因投资方或平台或广告商的资金没到位，今年难以为继；承制模式下的公司多涉及三角债，全案方的资金没到，承制方自然也拿不到钱，催账变得复杂。
“我知道的一些同行，因为预期很差，能拿回应收款的三、五折就很感恩戴德了。只要对方愿意给钱，一般我们都会答应打折，就感觉跟从天上捡回来的一样。”纪岷声对小娱感慨，很多被拖欠的同行已经发不出工资。
到了2018年，纪岷声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体验就是“验收界定”非常难。文化类服务或者产品，往往会界定一些技术指标或者KPI指标，但有时会因双方理解不同，验收时会产生较大分歧。“今年看到很多最后验收无法达成一致的案例，对方就不愿意付钱。”纪岷声认为这种现象本质上是“不想付钱”的问题而不是“产品质量”的问题。
最近纪岷声已经无法忍受没有一点回款的日子，准备回国看看发起诉讼。“起诉之前我们还会在跟对方沟通，真的是这么多年老朋友，一直互相帮衬，不想闹成这样。”此外，得益于上半年回款特别慢的教训，纪岷声现在做业务会把“利润”提前算进预收款中，尾款成为后期的“惊喜”，做好了要不回来的准备。
做高预收款比例的还有从事营销咨询的周小川（化名）。周小川的公司类似于公关公司，是市场上的乙方，今年三季度开始周小川明显感觉到各类甲方公司现金流吃紧，各乙方同行开始不愿意再垫款。“以前都是甲方主动喊我们去拿钱，今年开始就变成我们催了。”
四季度开始，周小川公司新进来的业务，都会提前预收70%-80%的项目款，尾款不能保证收回，但要保证公司不会亏损。“我们一单下来也就10个点的净利润，像以前一样预收50%，尾款收不回的话，那么起码要三单才能回本。”
周小川本人一直注重跟甲方的关系维护，说话颇具“江湖义气”，在行业里十分吃得开。今年公司被拖的款项，项目经理要不回的，最后他“刷脸”几乎都要了回来，但经此一役，周小川开始注重前期业务选择的风险。“像影视圈的土老板特别多，很多都是一锤子买卖，现在我们不接影视圈的生意，互联网公司和快消公司就还好。”
至于起诉，周小川从未想过，“虽然会有一点用，但以后还要在行业里混，不过最主要的是我把钱都要回来了，现在现金流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纪岷声和周小川的催账方法还处在顾及“人情”的文明阶段，在音乐演出市场沉浮了4年的重楼（化名），熬过了2016和2017两年的市场不景气，2018年惨淡的业务量则让他走上了“黑化”之路。“若不是迫不得已，谁不想道貌岸然？2018年就是我的转型之年，催账！”
重楼对法院的判决持有先天性怀疑，也对自己签的合同不自信，“私企太多人情往来了，签约的时候不可能像国企那样把违约责任写的那么清楚，不然别人都不跟你玩了。”重楼认为自己手里的签那些合约，拿到法庭上也只会被判成“经济纠纷”，而不是“欠款”。
重楼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跟债务方协商，打折或延期，把“应收账款”转变为“法人欠条”。“这样就从经济纠纷的关系转化为了个人间的借贷，然后就可以上手段了。”重楼所谓的手段，即委托第三方“催账”公司对欠款个人进行“灰色”催收，包括情色陷进、东北光头队、大妈队伍制造噪音、蹲点代驾、艾滋病人围堵等方式。
“情色陷进就是请债务人去夜总会，雇俩女孩去挑逗，旁边安排盯梢的拍照、录视频，然后拿着材料威胁他家人；东北光头队就是雇一群东北大汉把人带走，绑起来，找个高桥，让他大头朝下做个蹦极，24小时内放人；大妈就是雇一群退休女工，一起去公司或家里闹，她们嗓门大，你还不能打，效果非常好；蹲点就是在债务人晚上吃饭的地方当专车司机或代驾，抢他的单，上车后直接带走或者制造酒驾；艾滋病人就是拿着针管去他家堵门。”
重楼向小娱透露，以上手段都是组合拳，一般2个下来，债务人就会老实还钱。催收团队收取的佣金比例会视催债难易度而定，如果是应收账款催回来的，难度较高，催收团队会收取40%的提成；如果是法人欠条，难度较低，就是20%-30%的提成。
“这个行业江湖哥们不少，不怎么正规，我合伙人还因P2P诈骗进去了，其他还有很多债务人，今年就直接消失了，我都放弃了。”重楼对音乐演出市场极度看空，他认为这行业火的太快，消退的更快，都是一群“唯利是图”的人，同行今年没有融到资或合作广告商的大多选择了退出，“这个市场都快没了。”
重楼不久前接到TFboys演出的合作意向，而这更加重了他的悲观情绪。“三小只的演出都开始问我们这些二线城市的演出服务商了，这在以前哪轮得到我们？”
“告他就是你干活的不懂事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！”
寒流之下，相对于国企强势起诉、私企老板各显神通，个体的声音成为了最无力的呐喊。
“我们这行拖欠是常态你敢不敢信？”在影视圈从业6年的李芊芊（化名）提到行业里的拖欠现象情绪颇为激动，目前她已经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编剧奋斗为了有代表作的成熟编剧，但拖欠款现象在她身上并没有明显减弱，到了今年年底更有些心灰意冷。
“从业第一年我戏称自己叫‘李白干’，后来有了作品，才敢提要求先给定金，但定金基本在3000左右，我就喊自己‘李三千’。”李芊芊告诉小娱，催“尾款”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，完全抹开面子都不管用。“今年尾款基本不打算收回，我现在签合同最多只肯留5%。”
李芊芊十分痛恨行业里的拖欠“潜规则”，认为合同就是摆设，很少有甲方按约付款。如她曾出过一本书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版费早已超过合同日期，每次催账对方必提大社信誉，但就是不给钱；今年上半年李芊芊合作了一个导演，事前说好先拿定金后动笔，但合同发过去却被改的没有定金一项，李芊芊找到制片人，态度坚持才改过来，而尾款已不打算要回。
“稿子只要交出去了，你就是弱势的一方，尽管合同在手，但为了这点钱去打官司真不是中国人的作风，身边的人都会说你上纲上线！他可以赖，但你告他就是你干活的不懂事！”李芊芊忍不住破口大骂，“这就是TM中国的人逻辑！”
止损只能靠自己，因为体会到了行业的不靠谱，李芊芊今年回归到了校园里，当起了北影进修班的老师，这样起码能有一笔“固定的收入”。李芊芊对圈里不满的情绪逐渐被自己消解，“惹不起还躲不起？”但她课堂上的学生，在外做群演，最近时不时发来的群体性“催账”截图，还是会让她情绪激动，“这个行业根本就无法可依！”
小娱另外还走访了一些影视行业的自媒体人，他们今年接到的“约稿”单，不管服务的大厂还是小厂，都遭遇到了明显的拖欠稿费现象，今年下半年尤甚。小娱经过跟一些公关人员（乙方）打听，才知道公关公司今年都再不愿意先行垫款，各家公司在“现金流”上卡的极严，只有甲方的钱到账，才会给写手发稿费。
“我10月份给百度写的合作稿，现在都俩月了，问公关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。跟去年的写手问了一下，他们那会1个月内就能走完账，现在连个时间预期都没有。”童艾（化名）向小娱倾诉苦水，“感觉自己是只猪，任人宰割。”
与以上所有人不同的是，与童艾一样的众多自媒体写手，在接单时往往没有任何签署过任何协议，只有微信上的只言片语和语音通话（还没录音），起诉的话证据材料将十分薄弱。“更可气的是，接单的时候凭着对平台的信任，也没约定过具体付款时间，不好说他们是拖欠，更不好说他们违法。”
童艾只能给自己催眠，一如既往地相信从前“财大气粗”的百度，并时不时跟当初找他约稿的公关人员联系，确定对方还在。“万一他离职或被裁员了，我的账怎么办？我真没办法。”
来源：娱乐资本论
原标题：影视圈“催账”众生相：国企强势，私企激进，个体无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