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金融市场，城市投资的信念曾经是最坚定的信念。但是2018年来，城投公司拖欠的债务越来越多，到了珠海讨账公司2019年，一些城市的债务也越来越多。日前，遵义城投债券展期20年，前十年无利息，引发了股市大地震，对一些政信业务人员来说，催收已成了一种常态，并将其作为董事长的工作重点。
城投今年追债：“感觉有些丢脸”
对于崔成来说，追债不仅要与当地的城投、政府“斗智斗勇”，还要与其他城市“斗智斗勇”，在资金紧张的城市投资面前，怎么才能抢在其他城市收回债务。
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崔成曾15次前往中县。“中县的时间，比我珠海讨债公司的家乡还要长。”
崔成是一家位于东部某省省会的出租公司的工程经理；中县，是中央某省的一家城市投融资项目。从2018年底开始，他就一直在中县和公司总部跑来跑去，成为了一名“催收员”。
年关将至，崔成打算再次前往。中县城投虽然不太可能还清贷款，但每年的考核都有很大的压力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临走之前，他和中县城投的财务部门打了个电话，得到的答复是，公司的负责人不在。“应该是个障眼法，当场动手。”崔成对这个套路已经驾轻就熟。
他买了一张火车票，一个人去了中县，六百多公里。果不其然，中县城投的老总也来了，他打趣地说道：“小崔，你珠海要账公司马上就要进咱们公司了。”
“我不想去，我觉得我很丢人。”崔成一脸的无奈，“看他们的样子，好像是在说，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，为什么还要来？”在崔成的记忆中，他出道以来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郁闷：他四处奔走，却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贷款延期了，又延期了。
不只是崔成在催收路上奔波。
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，随着中央监管机构对城市投融资的收紧，融资平台的“借新还旧”模式已经很难实现，2018年，城市投行出现了非标融资违约，2019年违约率大幅上升。
当然，这仅仅是“冰山一角”，并未“爆”出太多的违约。
在宏观层面，城投违约是打破货币刚兑的必然选择，同时也是降低货币供给的必然选择。但在微观层面上，“崔成们”的奔走却成为了被打碎了信仰的时代注脚。
“争着放款”（)；
2017年7月，崔成首次来到中县。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》）已经在财政部颁布了两个月，这是财政部的第50号文件。50号文没有出台任何新的举措，只是一次警告。
在这篇文章的威慑下，各银行纷纷收紧对城市投资的放贷，使得融资平台面临着更多的借贷压力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城市投资公司急需寻找新的融资主体。
信托、租赁等非标金融产品也趁势而入。尽管融资成本超过10%，但对债务负担很重的城投来说，能贷到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别说还钱了。
崔成还清楚地记得，中县城投集团“门庭若市”，三大租赁公司都在调职。“抢钱。”崔成打趣道，“这三个租赁公司都是做金融租赁的，贷款额度很高，我们又不是租房，根本轮不到他们。”
经过这几天的调查，崔成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：
中县作为省级管县，其保留的资金比一般区县要多。硬性指标，中县2016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5亿元.“虽然没有达到百强县的水平，但也算不错了。”
崔成所在的出租公司于2017年8月与中县城投签订了一份售后回租协议，以管网及附属设施为租赁对象。具体的交易结构是，中县城投向租赁公司出售管网和附属设施（租赁公司支付1.6亿的收购价格），然后由中县政府向租赁公司租用，并支付租金。另外，中县证券投资公司为该交易提供了保证。
让崔成意外的是，中县城投并不只有这三家银行，而且贷款的对象还很多，中县的所有城市都在贷款，就连中县中医院和中县医院，也都是以租赁的形式进行贷款。
以中县中医院为例，根据中登网站上的资料，2017年5-2018年2月份，共有7个公司为中县中医院融资。此前只有2015年3月和2015年7月两次租赁融资。
“这笔钱是中县的，也是其他的城市投资公司，而医院只是一个渠道，一般都是有保证的。”崔成说道。
拖欠事件
合约上写着，租期为36个月。根据债务偿还方案，中县城投在2017年10月向其缴纳了一笔房租，之后的三个月，每月向银行缴纳了一千万元的利息。中县城投在一开始还清了房租，但到了2018年末，“中县城投已经拖欠了。”
崔成等人第一时间赶往中县，中县城投又一次“门庭若市”。除了他们之外，其他三家在2017年贷款的公司、信托公司也都闻讯而来。“中县城投的财务部门已经人满为患了。”
中县城投的董事长召集了所有的金融机构，召开了一次讨论会。一番寒暄之后，中县城投董事长表示，这两年多来，我们一直在向中县和中县的各大金融机构表示了感谢，中县是全省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县。不过，他又说，随着新规和27条的出台，资金开始缩水，中县城投的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，但债务还是要还的。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》，即27号文件。这是对地方债务管理最严格的文件，也是对违法行为进行终身问责，追究责任。各大银行纷纷加大了对银行的贷款力度，让城投的资金链变得更加紧张。
“空头支票可不能空口白话”，崔成又问了一遍，中县城投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说一定会还。崔成道：“只差一句话，就能立下誓言。”那时，中县城投已经缴纳了五期的房租，剩下的七期是在今年一月到期的。
他已经将中县的各项指标都记在了心里。
2018年末，政府负债总额为25亿，而财政收入超过30亿。按照负债比率（政府负债/财政总资产）,2018年的债务率只有34%，远远低于100%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字。但是中县城投就有如此之多的非标融资，中县的隐性负债也不是一般的大。
另外，中县城投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，崔成也只是从中县城投那里拿到了口头上的保证，他越来越担心中县的还款能力。在之后的一个月里，他一直提心吊胆，直到今年一月，他还没有支付到第六次的款项。
他再次赶往中县，先是到了中县，老总说没钱，流动资金紧张。到中县交投，交投老板说：我只是个担保人，这笔钱不是我用的；最终，他找到了中县国资委（交投和城投的股东），他说：“先找贷款公司，然后找政府。”
这是他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，也是他的主要工作，但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县城投的三位董事长都在，这让他的催收工作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崔成清楚地记得，中县城投将六期的房租还清后，剩下的半年未交的房租被强行延长，但在展期结束后，却又到期了。
“怎么每月都要来一趟？”崔成自言自语道，“一方面是公司的要求，另一方面，我得先了解一下现场的状况，确认公司是否存在，是否存在其他债权人。”
“收取方法”
商业银行与当地政府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，即使出现了拖欠贷款的情况，也不会被曝光。而在公共债务方面，地方政府也会尽力保兑付，否则会严重影响地区的金融环境。
江湖传闻：“债台方知，租约不还。”在偿付次序上，公债是第一位的，由于租赁规模小，资金又是自己的，因此，还款次序通常是最后一位。在中间的是信托，私募基金，期货资管，黄金交易所的定融类。由于这些产品都是面向广大投资者的，当地政府也面临着付款的压力。
在崔成看来，追债不仅要与当地城投、政府“斗智斗勇”，还要与其他城市“斗智斗勇”，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，怎么才能比其他城市更快地收回债务。
崔成之前去过中县好几次，都没能见到中县的一位副县长。但是，在中县城投公司拖欠贷款的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，中县的一位副县长就亲自带人去了各大银行，商量着如何处理债务。
并不是只有崔成一个人能见上一面。一次，中县城投的老总在崔成面前说：“你要是再这么干，我就不给你还钱了。”崔成事后得知，这名官员在县里拦住了县里的一辆汽车，想要一探究竟。但中县的城投的董事长却被县长给请了过来，最后还带着这个同事回到了中县。
而股东背景对公司的催收效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崔成打听到，有一家出租公司已经提前拿到了钱，不过这家公司的背景比较特殊，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委。“听说，省里的政府，已经组织了一家银行，进行了一次非标融资。”
在多次催促无效后，崔成反复询问“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虽然可以起诉，但这是最后的手段。谈及未来，崔成表示：“我们会继续经营政务，但不能只依赖于信念，还要从整体上考虑贷款的风险。”
对金融机构来说，靠政府信用做生意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；对于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来说，一纸空文的承诺融资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，老的商业逻辑正在消失，新的系统还没有成型。
城市投行老板：从"不能用钱"到"还不起"
2017年五月，《财政预算案50》颁布后，城市投资资金继续紧缩，基建项目也开始下挫。与此对应的是，地方城市投资公司的举债也进入了偿付高峰，而偿债也成了这一代城投公司的首要任务。
“感觉好多了，血压也恢复了，睡觉都没问题。”程平（化名）在手机中说道。程平原是城投集团在东部省份 A县的总裁，也是当地金融办的负责人。因为政府官员无法担任国有企业的总裁，他在十二月辞去了公司的主席职务。
去年九月，县投 A公司的老总被抓后，作为金融办的负责人，他就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，俨然一副“救火队长”的模样。从那以后， A市投资就陷入了负债的高峰，而城投的资金也在不断的紧缩，债务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，最后导致了债务的拖欠。
一年之后，银行找上门来要钱，但他没有办法筹到钱，有些人还通过信访部门和上级转达了。“我很紧张，很紧张。”程平告诉《21世纪》，“老弟，我告诉你，你在这里工作三个月，就会得抑郁症。”
“前一代的铺面规模很大，资金也很多。”他重复道。这是在2017年5月之前的事情。到时候，只要政府给他们一份保证，他们就能从各种金融机构中筹集到足够的资金。
2017年5月，财政部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》），此后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压力不断加大，基建投资也出现了压力。与此对应的是，地方城市投资公司的举债也进入了偿付高峰，而偿债也成了这一代城投公司的首要任务。
“过去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有很多钱要花，有很多债务要还。”程平感叹道。